张安福;王玉平;

• 1: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摘要(Abstract)：

唐蕃边界是唐朝周边关系中变化最为剧烈的边界走向,其变化受多种因素影响,其中自然地理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唐蕃之间存在着一片半耕半牧区,双方的边界变动基本都在这片半耕半牧区。唐朝在强盛时,将边界向西推进到靠近青海日月山一带的半耕半牧区;在唐朝势力式微时,吐蕃又将边界向东、向北推进到靠近河套地区、关中盆地、四川盆地即贺兰山—陇山—大渡河一线的半耕半牧区。无论是唐朝还是吐蕃,双方边界的最大推进度都受到相应的自然环境的制约,无法进入对方的平原农业区和高原牧业区。因此,在考察唐蕃划界的因素中,既要考虑主观的军事力量、政治目的等人文因素,也要考虑客观的自然地理因素,从而更清晰地认识自然地理在唐蕃边界问题上的影响,更为全面地认识唐蕃关系变化的过程。

关键词(KeyWords)： 唐蕃边界;自然地理;半耕半牧区

Abstract:

Keywords:

基金项目(Foundation):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环塔里木历史文化资源调查与研究”(项目编号：11&ZD099)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Author): 张安福;王玉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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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唐蕃“长庆会盟”也有部分定界内容。《唐蕃长庆会盟碑》记载：“蕃汉二国所守见管本界，以东悉为大唐国境，已西尽是大蕃境土。”此处之“本界”，王尧先生认为即建中四年（783）清水会盟唐蕃之划界。（见王尧《王尧藏学文集》卷二《吐蕃金石录·藏文碑刻考释》，中国藏学出版社，2012年，第54页。）因此长庆会盟唐蕃定界，应与清水会盟所定界线无太大的出入。
• (2)有关唐蕃边界的划定和变动，学界相关研究主要是从政治的角度进行分析，台湾学者林冠群先生的研究比较有代表性。其认为：开元年间吐蕃请求以赤岭为界，主要是因为此时吐蕃在对唐朝的战争中处于不利的局面，请求会盟并划定边界是缓兵之计。建中年间唐朝主动与吐蕃签订清水会盟并划定边界，主要是因为此时的唐朝面临着严峻的藩镇形势。长庆年间吐蕃请求会盟，实际是因为吐蕃面临着来自大食、回鹘、南诏等多方面压力，不得不通过“以战逼和”的方式与唐朝会盟并划定边界。（详见林冠群：《玉帛干戈：唐蕃关系史研究》，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第281、455、543、552等页。）也有学者认为唐蕃分界与文化的差异有关。如石硕先生认为一种整体文化往往更容易在与产生这种文化相似或相近的地域中得到传播和发展，而不宜向与其差异较大的地域环境中传播和发展。吐蕃文明与高原以外文明存在明显的差异，吐蕃对外扩张及文明的发展基本上未越出青藏高原的范围。（详见石硕：《论地缘因素在吐蕃文明东向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西藏研究》1992年第1期。）也有学者从疾病的角度分析唐蕃划界的原因。如于赓哲先生认为唐蕃以赤岭为界，很大程度是因为唐人在赤岭以西会出现高原反应，极不利于军事作战，而赤岭以东的河湟谷地则是适合唐人生存的适农区，利于驻防和逐渐适应高原的气候环境。同时，吐蕃人天生畏热的体质也严重影响其在低海拔地区的作战周期，不利于吐蕃边界向东拓展。（详见于赓哲：《疾病与唐蕃战争》，《历史研究》2004年第5期。）本文试从自然地理的角度分析唐蕃划界及边界变动的原因。
• (3)欧文·拉铁摩尔认为，在古代中国，完全的农耕区与完全的游牧区之间有一个“边缘地带”，在其原著中有多种称法，如“marginal territories”、“marginal region”、“marginal lands”、“marginal terrain”、“marginal zone”等，中译本一律将其译为“过渡地区”或“过渡地带”。（参见Owen Lattimore,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中译本，唐晓峰译：《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
• (4)如新疆罗布泊小河墓地、且末扎滚鲁克墓地、鄯善洋海墓地等发现有大量的马、牛、羊等牲畜，以及狩猎工具的随葬，说明畜牧业在西域早期绿洲社会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详见《新疆罗布泊小河墓地2003年发掘简报》，《文物》2007年第10期；《新疆且末扎滚鲁克一号墓地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3年第1期；《新疆鄯善洋海墓地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11年第1期等。）
• (5)李宗俊先生认为唐代赤岭不在日月山，今碌曲等县境内的额尔琼山、道格尔桑尺郭山等组成的赤红色山脉才是唐蕃划界立碑的赤岭（见李宗俊：《道格尔古碑即唐蕃赤岭划界碑考辨》，《民族研究》2013年第1期）。此处姑从旧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