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创新、价值引领、认知转换——学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至五卷
刘同舫;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贯穿《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至五卷的核心理念和思想主线,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理论成果和实践遵循。从理论创新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的人类解放思想,揭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演进的时代逻辑,明确了全球化时代人类共同发展的历史方位。从价值引领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引领,以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为实践路径,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重要平台,为推动人类社会共同发展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从认知转换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系统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的时代课题,超越了西方“中心—边缘”的二元对立模式,形成了以人类整体利益为基础、以相互依存为特征的整体性世界观,为认识和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提供了新范式。
资本作为价值运动——论大卫·哈维资本循环视域下对《资本论》的解读
王庆丰;周子薇;大卫·哈维立足于《资本论》第二卷,将资本定义为“运动中的价值”,构建起《资本论》三卷的内在联系,形成了资本循环视域下《资本论》的总体性解读。资本作为“价值运动”在具体的“时空配置”中会产生价值断裂与贬值,大卫·哈维将其称为反价值。反价值是价值的自否定,是资本循环中一切中断、阻碍和抵制价值运动或价值增殖的力量。金融资本无序扩张引发的资本“过度积累”危机是反价值的典型表现。发达资本主义试图通过空间—时间修复、创造性破坏的“时空动力学”来消解过剩资本,这只是一种延迟危机的缓兵之计,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反价值的问题。大卫·哈维发掘反价值所蕴含的革命潜能,主张从价值运动各环节反抗资本主义,将反资本主义的斗争场域贯穿资本循环的全链条,试图构建发达资本主义的革命理论,为人类社会摆脱资本主义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马克思“类本质”思想及其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哲学奠基——基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考察
唐晓勇;孟凡洋;回应“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命题对哲学基础的理论要求,需准确把握马克思对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批判性超越,其关键在于澄清《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笔记本Ⅰ与笔记本Ⅲ的内在一致性,阐明笔记本Ⅰ中具有人本主义外观的“类本质”、“类特性”、“类生活”等范畴的历史唯物主义内涵。基于近代大工业历史语境,马克思将“类本质”等概念重构为以感性的“对象性活动”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为核心的历史唯物主义范畴,在费尔巴哈抽象的类本质思想内部开辟了通向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道路,实现了从思辨哲学向历史唯物主义的范式革命。这一范式革命彰显了马克思类本质思想内含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事实性与价值性、现实性与未来性辩证统一的理论特质。在当代世界历史语境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实践,通过对当代人类生活矛盾的整体性把握、“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和扬弃资本主义全球异化的现实行动,切实增进着全人类共同福祉、凝聚着“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全球化时代的人类共同关系构建提供了新的实践范式,是马克思类本质思想在当代的现实展开和创造性推进。
算法决策权让渡与人类认知主权:AI治理的哲学范式转换
李箐;杨春;人工智能的技术理性扩张在释放生产力的同时,正引发人类主体性消解的深层危机。以“技术—认知—权力”为分析维度,研究发现:AI的自动化与智能决策虽提升效率,但其黑箱特性与算法霸权共同加剧了资源分配的不平等;长期依赖AI决策导致认知退化,形成“人机智力剪刀差”,威胁技术控制力;价值对齐亦面临算法偏见、数据局限与透明度缺失等伦理困境。针对既有治理范式偏重“规范技术”的局限,文章提出“投资于人”战略,核心是为认知自主与主体性存续并投资,而非“经典人力资本理论”强调的为经济增长而投资。通过教育重塑、认知训练与社会保障增强人类主体性,与“规制技术”辩证统一,是破解危机的根本路径,并构建“法规约束—伦理导向—人机协同—全球共治”的治理体系,以调和工具理性与人文价值的张力。
数字劳动中的主体性悖论及其法律治理
何士青;许英达;主体性悖论作为数字劳动异化的核心特征,模糊了自主性表象与异化性实质、创造性劳动与重复性劳动、个体性表达与规训性控制、价值创造者与价值剥夺者之间的边界,对传统劳动法体系构成了冲击。其背后折射出算法霸权对劳动过程的全面渗透、平台资本对数字劳动的异化支配,以及传统劳动法律规制的滞后与应对乏力,需从廓清基本原则与具体路径两个层面加以调整。在基本原则上,应坚持维护数字劳动者的核心权益,遵循算法透明与可解释原则,并平衡数字劳动者等多方主体的利益。在具体路径上,应完善数字劳动者主体身份的法律界定,构建多元化的数字劳动权利保障体系,落实数字行业的自律责任,以消解数字劳动中的主体性悖论,推动数字劳动的公平、健康与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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