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传统与现代
邹广文;传统与现代并非二元对立的两极，而是相互浸润、彼此成就的辩证统一体。传统是现代的根基与源头，承载着一个民族的文化基因、价值理念与生存智慧，是历经岁月沉淀形成的精神内核与实践经验，为现代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深厚的历史滋养与持久的精神支撑；现代是传统的延续与革新，以理性精神、创新思维与时代诉求为导向，激活传统的内在生命力，推动着传统在当代语境中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全球化与现代化深度推进的今天，如何破除“非此即彼”的二元认知，厘清传统与现代的内在关联，化解二者碰撞产生的矛盾张力，实现二者的良性互动与有机融合，这既是守护民族文化根脉、凝聚民族文化认同的核心命题，也是推动社会全面进步、构建现代文明形态的必由之路。立足哲学思辨与实践考察，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从传统与现代核心内涵的界定出发，系统剖析二者辩证统一的内在关系，深入探讨二者碰撞中的矛盾表现与深层成因，结合多元领域的实践探索，提出实现传统与现代融合共生的路径构想，以期为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稳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理论与实践参考。
深化习近平党建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的三维探赜
张浩;深化习近平党建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是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必然要求，具有深刻的时代缘由、科学的原则遵循与明确的主攻方向。基于时代缘由方面，深化习近平党建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题中之义，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的现实需要，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理论自觉，构建中共党史党建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途径。基于原则遵循方面，深化习近平党建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必须在本质要求上坚持政治灵魂与学理基础的有机统一，在思想方法上坚持坚守“魂脉”与传承“根脉”的双向互动，在内容生成上坚持内容广度与思想深度的同频共振，在格局视野上坚持中国特色与放眼全球的融会贯通。基于主攻方向方面，深化习近平党建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要在提炼标识性概念、把握整体性逻辑、挖掘深层性特质、深化原创性贡献、诠释历史性成就上持续用力，不断强化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解释力、思想引领力、价值感召力、知识创造力和实践推动力。
治国、用人与修身：习近平党建思想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转化与创新
陈红娟;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中实现了对传统政治智慧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治国维度上，承继“民惟邦本”的政治伦理，以“初心使命”重构政治伦理，超越传统民本思想的工具性与君本位局限，确立人民至上的价值主体。用人维度上，汲取“选贤任能”的治理智慧，赋予“德”以政治忠诚与理想信念的时代内涵，推动“才”从诗书策论向治理实务跃升。修身维度上，转化“修身立德”的道德理念，将个体化的德性涵养升华为组织化的政治锻造，实现从“个体内省”到“组织锤炼”的方法革新。三重维度相互贯通，彰显了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厚的文化底蕴与鲜明的时代品格，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集中体现。
中国自主的国家文化安全学：学科含义、确立依据及建设方向
韩源;吴杨;“国家文化安全”是中国学者原创性的学术话语，应当从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和提炼标识性概念的高度认识国家文化安全学的建设问题。国家文化安全学属于以回答和解决特定领域重大问题为任务而形成的“问题型学科”，具有现实性、交叉性、价值性等特点。国家文化安全学作为学科的确立需要扎实的学理依据、深厚的学术积累、初步的组织保障和前期人才培养支撑。国家文化安全学的学科建设应明确五大方向：以本质规律研究为重点奠定学科基础；以设定概念范畴为准则明晰学科边界；以问题研究逻辑为遵循构建学科框架；以理论范式探索为指引创立学科话语；以现实问题研究为导向强化学科功能。
网络犯罪的应变之道：迈向自主的中国刑法知识体系
孙道萃;面对网络犯罪，现行刑法理论先后出现被动的应激性反应、主动的立法先行化、立体化的理论接轨等应对方式，但仍无法消除立法原意的断代、司法规律的失灵、立法供给规范的虚无等问题，进一步加剧了理论供需、应用场景不同所引发的理论失灵、失效乃至消解等互斥危机。基于诸多有益的积极内外因素和动能，应当强调网络刑法理论的渐进性、相对性、变动性等耦合而成的自主性基因。应当围绕原创性概念、内生性范畴、可续性价值安排、可视化制度、妥当的规则、良性的纠偏机制等内容，稳步推动网络刑法知识体系的自主演变。扩张解释路径利与弊均有，是“应急性”反应方式。有必要围绕对技术因素的合理观照与排除、入罪与出罪的并重、解释方法的多样性、解释限度的特定性等要素，促进网络刑法解释的自主发展，重塑学理构造以优化理论与刑法解释的反哺关系。可导入积极刑法观，遵从专门立法的优先性，增设新罪名的一般化，定罪、归责、量刑的内容一体化，与网络立法的协同化等策略，聚焦数据犯罪立法与个人信息立法、数字经济犯罪立法、人工智能犯罪立法等急难愁盼事项，保持适度活性的立法，持续消解“无法可用”的制度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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